2017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他们中，有一位99岁高龄的老者，他就是程开甲院士。

程开甲是江苏吴江人，1918年8月出生，195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1月入伍，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他是中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创立了卓越功勋。

20世纪50年代，他放弃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条件，携笔从戎、走进大漠，投身于核武器研制试验。面对我国核试验准备初期，理论、技术均是一片空白的不利形势，他带领技术骨干夜以继日研究攻关，拟订原子弹爆炸试验总体方案，研制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仪器设备，为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之后的多次核试验中，他精心设计总体方案，亲自组织关键技术攻关，解决了场地选址、方案制定、场区内外安全及工程施工等理论和技术难题。

他还带出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培养出10位院士和40多位将军，取得丰硕科技成果。他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44年10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浙江大学，带来了程开甲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当时，程开甲完成了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提出存在一种新介子，并计算出新介子的质量为205个质子的质量。王淦昌将这篇论文推荐给李约瑟。李约瑟看了很高兴，还亲自对文稿修改润色，之后转交给狄拉克教授。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幸运地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M·玻恩的中国学生。

玻恩一生中共带过4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程开甲、彭桓武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黄昆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1946年年底，他聆听了一场关于超导实验的报告，对超导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把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进行归类，在动量空间勾画出它们各自的分布图，并发现了它们的分布规律。玻恩看到程开甲画的图，觉得很有道理，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从此，程开甲对超导问题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在英国《自然》杂志、法国《物理与镭》杂志和《苏联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论文，并于1948年与玻恩共同提出超导“双带模型”。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玻恩推荐他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750英镑。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待遇。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950年，程开甲谢绝了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后，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为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50至1960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余篇论文，开创了国内对于热力学内耗的系统研究。他提出的普适线型内耗理论，对热力学内耗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1956年3月，程开甲作为国内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专家，参与了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1958年至1960年，根据组织安排，程开甲与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参与筹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由此开启了实现科学报国之志的新征程。

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加入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从此，“程开甲”这个名字进入国家的绝密档案。

1961年，正当程开甲在原子弹理论攻关上取得重大成绩之时，组织上又一次安排程开甲转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核试验技术。从此，程开甲进入人生旅途中的20年“罗布泊时间”。

在罗布泊，程开甲参与组织指挥了包括我国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试验和首次地下核试验在内的各种类型核试验30多次；20年中，他带领团队解决了包括核试验场地选址、方案制定、场区内外安全及工程施工等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难题；20年中，他带领团队利用历次核试验积累的数据，对核爆炸现象、核爆炸规律、核武器效应与防护等，进行了深入理论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面对一次次组织安排、一次次调整研究领域，程开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回国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我的工作，一再从零开始创业，但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

程开甲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初开拓核试验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核试验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同时，在试验工程迅速进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答复和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工程技术问题。诸如：为什么测试工号需要屏蔽？屏蔽需要多厚？对爆心的地形、安放测点和测点地形有何要求？测试工号承受多少压力？放在哪里合适？等等。”

他亲自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而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则没有拿到任何数据。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他说，“深入虎穴”观察到的地下核试验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

2018年11月18日09:44  来源：新华社